贯彻落实军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加快战斗力生成模式转变，应对世界新军事变革是各军事院校教育转型的主要动因。为贴近部队需求、服务国防和军队信息化建设，军校大学英语教学开始了教学模式、教学内容、人才培养方案等全方位的转型，军事外语教学在军队院校中的地位不断得到提升，军人外语能力在新型军事人才培养中的作用日益受到重视。但是，军人外语能力的刚性标准是什么？军人外语能力的构成要素有哪些？不同的定位和理解将会产生不同的课程设置和不同的教学改革模式。

一、通用外语能力的内涵

外语能力是指学习者在非母语环境下学习外语、获得外语和应用外语的能力。关于外语能力的构成要素，主要有两种不同的描述。一种观点认为，外语能力包括两方面: 一是学习和获得外语语言系统的能力，即学习掌握音位系统、句法系统和语义系统等语言系统本身的知识，其中，语音、词汇和语法是学习的重点；二是运用外语知识的能力，即“把已经获得的外语知识和技能在实际的言语交际中进行运用的能力, 它属于交际能力的范畴”(陈林华，1992)。另一种观点认为，外语能力包含三个层面: “抽象的陈述性知识体系、运用语用知识的技能(自动化的程序性知识体系)和语言的实际运用( 即我们听/读、说/写的语句、语篇)”(戴曼纯，2002)。陈述性知识体系由语音知识、语法知识、语篇知识、语用知识、交际策略知识等构成；自动化的程序性知识体系是融词汇、语法、语用、语篇、交际策略等知识于一体的实际语言操作技能；语言的实际运用指的就是在真实情景中进行交际的能力。仅有有意识的、显性的知识储备并不能实现无意识的、自动的语言运用。只有隐性的、潜意识的、完全内化的知识才能实现自由流利的输出，真正达到交际的目的。

上述两种观点说明：交际能力是外语能力的最高境界，也是外语学习的终极目标所在。它是指运用语言正确得体地交流思想，传送获取信息和进行社会交际等方面的输出能力。其涉及的内涵相当丰富, 包括语法性、适合性、得体性和现实性四个变量，即：“话语是否合乎语言体系的聚合规则和组合规则及合乎这些规则的程度，话语在有关语境中使用的可能性、合适性、得体性和实用性以及与交际有关的所有社会文化知识和语用知识”(陈林华，1992)。

关于外语能力的内涵，还有另外一种声音。一些心理语言学家们认为, 外语思维和外语语感也属于外语能力(陈林华，1992)。外语思维能力是指外语人员不借助母语就能根据外语语言体系的特点直接用外语进行逻辑思考的能力。具备这种能力的人可以随时随地直接用外语对语言材料和话语信息进行分析、概括、抽象、综合和判断推理。外语语感是指外语人员在获得外语语言综合知识体系的基础上能够直接感知和领悟语言材料和话语信息的能力。外语语感能够实现不经过逻辑翻译策略，直接把语言和语义进行非意识转换。无论是外语思维或是外语语感都来自于语言实践，是经过反复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的经验和体会。

综上所述，外语能力可以依次分解为：语言能力(包括外语知识和外语技能)、外语思维能力和外语语感、交际能力。语言能力是交际能力培养与发展的基础，在外语能力中占据最重要的位置。没有语言能力的支撑，外语能力就是空中楼阁、纸上谈兵。外语语感和外语思维能力是介于交际能力和语言能力之间的表现形态。从应用的角度来看，在交际场合中正确运用外语知识、充分发挥外语技能，成功地完成交际任务是展示外语能力的最佳方式。具备交际能力是语言学习的最终目标。当然，外语能力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其内涵会随着社会需要的不同而变得更加丰富。

二、军人外语能力的构成

军人外语能力，顾名思义，指一个当代军人运用外语应对与军事相关的交际情境和专业研究的能力，其涉及的服务范围包括“常规战争、非常规战争( 例如反恐、维和等)、军事科技、军事外交、军事情报等”(文秋芳，2011a)。军队外语能力是军人外语能力的集合。军人外语能力越高，军队外语能力和国家外语能力就越强。美国将其视为国家核心竞争力和国家软实力的重要体现，先后制定《国防语言转型路线图》和《国防部语言技能、区域知识、文化能力战略规划：2011-2016》等纲领性文件，主要从语言技能、区域知识、文化能力三个维度对现役军人和文职人员的外语能力进行描述，从战略高度对军人外语能力进行界定。我国目前没有专门的军人外语能力评价体系或统一的外语能力标准，相关描述仅体现在不同阶段的课程标准、教学大纲或教学要求之中，测试仍采用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PETS等级考试或全军职称外语考试的形式。对军人外语能力内涵定位上的偏差源于对军事外语和通用外语的差异性和关联性认识不足，因而造成对军人外语能力战略地位的轻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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